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从大陆败退至台湾之后，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严格的“”，全岛实施《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严重限制了人们的生活自由和各项权利，目的就是民众的反抗。

　　多年后的1988年，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在台湾地区施行了将近40年的“令”被解除了，两岸的人民开始流动起来了。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下，1988年有一位被当局逮捕后坐了十几年牢伪装成特工的人重新踏上了返回大陆的路途。

　　这位特工始终紧紧抱着一个牛皮纸袋，因为这里面珍藏的是他这些年收集到的各类资料，尤其是那些为了革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信息。在到达北京之后，他立马将牛皮纸袋交给了。

　　领导在打开这个纸袋，看到了一张已经泛黄的信纸上，密密麻麻的100多个姓名顿时映入了眼帘。根据这位特工介绍，信纸上的这些人都是1950年左右被反动力量所杀害的革命同志，领导们听着这些志士舍生取义的细节，不由得红了双眼。

　　但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刘光典。这个被党组织派往台湾执行任务的同志，已经与组织失联长达38年，他身上的谜团有很多，甚至有人说他已经“投敌叛变”，在台湾发展的风生水起。

　　在这样的环境下，1922年，一个男婴出生在了辽宁大连旅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这个男婴就是刘光典。

　　当年列强已经在旅顺修建了不少铁路，为了养活家人，刘光典的父亲就在当地找到了一份铁路工人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一家人的生活也算能勉强照顾上。

　　在刘光典15岁那年，他的父亲突然撒手人寰，家里的经济支柱塌了，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刘光典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主动辍学回家，在一家药铺找到了一份学徒的工作。一边在药铺里打工，一边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学习文化。

　　“无心插柳柳成荫”。几年前为了糊口在药铺找到的工作，没想到成为了他今后的发展趋势。在药铺打了几年工之后，刘光典通过个人的努力居然考上了当时的名校——北平辅仁大学，并在学校系统学习了经营医药的本领，聪明的他又“悄悄”学起了英文、日文。

　　大学毕业之后，踏实、本分、努力的刘光典筹钱给自己开了一间小药店，因为踏实经营，药店的生意还算不错，除此之外，他还会上门帮人看病。就这样几年下来，刘光典的手上渐渐积累了一些钱，日子开始有了起色，后来还做起了医药生意。

　　1946年，刘光典来到上海洽谈生意，就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洪国式的人，并被他发展成了。

　　考虑到刘光典对旅顺当地十分熟悉，党组织遂将他安排到了老家附近，负责东北地区的交通联络工作。

　　在加入了革命战线之后，刘光典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他用药铺生意为掩护，不断地在东北、华北地区以及上海、北平等地奔波，冒险传递着十分重要的革命信息。

　　1948年年初，经过党组织商议，决定安排刘光典在沈阳开一间新药店，用药店为中转站，然后传递东北地区的革命情报。刘光典接到任务之后迅速行动了起来，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传递着消息，这一些信息对于辽沈战役及其他大大小小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8年11月，平津战役正式打响了。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的革命形势十分紧张，为了传递消息，党组织安排刘光典以药店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往返穿梭在这些地区之间，传递着十分关键的战略消息。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在此阶段里刘光典忘却了自己的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和被抓捕的风险，穿越了重重封锁，成功完成了任务。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刘光典又被组织安排前往香港等地区联络革命同志，传达着党组织的各项会议精神。

　　在刘光典和其他革命同志的努力之下，北平、天津等地得到和平解放，香港地区的革命同胞也加强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因此，刘光典得到了党组织的表扬，他在革命工作中得到了锻炼，成为了搜集传递各类情报最出色的特工之一。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刘光典被党组织安排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秘密潜入台湾。

　　党组织派刘光典前往台湾的目的，主要是向那里的党支部传达中央的指示，同时让刘光典对台湾地区的党员进行考核，有组织地收集在台湾的军事部署，传回重要的情报。

　　这项任务十分重要，当然也有很高的危险性，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刘光典没有一丝的犹豫，虽然他知道此行可能危险重重，但和革命事业比起来，这些似乎就“不值一提”了。于是，刘光典在简单地安排了家人的生活之后，经香港去了台湾。

　　在到达台湾之后，刘光典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仅仅一个月，他就将收集到了大量情报，并将之带回了香港。

　　刘光典带回来的这一些信息十分重要，受到了党的格外的重视，这些资料对于掌握在台湾的动态十分关键。

　　1949年12月中旬，党组织安排洪国式进入台湾，再度对在台湾的军事、政治以及民风、民情等情况做了调查整理。党组织这次并没有着急安排洪国式返回大陆，而是计划安排另外一个同志前往台湾将洪国式整理的资料带回大陆，到底派谁去呢？

　　这个带回资料的任务很关键，必须找一个革命素质过硬、意志坚强、思维敏捷的人，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发现刘光典最合适，于是再次安排他前往台湾。

　　1950年1月初，刘光典再度来到了台湾，此时两岸关系已经十分紧张。反动力量对台湾全境进行了审查，已经掌握了大量在台湾地区地下活动的详细情况。

　　当年1月中下旬，就找到了在台湾的核心组织机构，并抓获了台湾省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意志很薄弱，被抓之后很快投敌，在他的供述之下，我党在台湾地区的组织机构遭到了严重破坏和打击，很多地下工作者都被捕入狱，台湾的革命环境变得阴云密布。

　　刘光典到达台湾后，很快就与洪国式对接上了，结果他们刚刚交接了情报，就在2月末集结了众多兵力，对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突袭，当时刘光典正在台北办理出台证件，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当时，除了刘光典之外，党组织大部分人员都遭到了逮捕，党在台湾的各级组织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对洪国式的党组织成员进行了突击审查，发现刘光典是其中的“漏网之鱼”后，迅速对洪国式进行审问，目的是要他说出刘光典的藏身之处。

　　洪国式为了给刘光典争取到更多的脱身时间，故意谎称刘光典已经在2月20日返回了香港。

　　为了将台湾所有地下党员“一网打尽”，已经封锁了所有出入台湾的机场、码头、港口等交通要道。

　　恶劣的环境让刘光典十分着急，但他迅速冷静了下来，他在心底盘算着好几件事：不仅要保证自身的身份不被暴露，并且要想办法处理好已经搜集到的各类资料，想办法迅速离开台湾。但敌人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所以刘光典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和敌人打持久战。

　　过了几天，刘光典来到了台湾当地的一家邮局，给大陆发去了一封“弟急性脑炎亡故”的加急电报，刘光典用这样的方式给大陆进行了暗示——党在台湾的组织机构遭到了全面的破坏。

　　在把这些事物都处理完结之后，刘光典悄悄地与另外一名未被逮捕的党员王耀东联系上了，在这位同志的帮助下，刘光典在其亲友家进行借宿，以“狡兔三窟”的方式躲避敌人的搜捕。虽然刘光典和王耀东不断地想着返回大陆的方法，但都未能实现。

　　此时，已经掌握了刘光典的身份信息，也知道了他还滞留在台湾。专门在大街小巷张贴了大量通缉令，这样紧张的环境让刘光典不由地担心了起来，为了不拖累好友，刘光典和王耀东决定到山里面躲藏。

　　1954年2月9日，又有一名人被捕，在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之后，他供出了刘光典和王耀东具体的藏身之处。于是，敌人又集结了大批人员前往山区对刘光典进行抓捕，2月13日刘光典和王耀东不幸被捕。

　　1950年到1954年年初，在这将近4年的时间里，刘光典和王耀东风餐露宿，住在山洞里，饿了就吃山上的野果，但他们心中始终葆有对革命的热忱，他们始终坚信革命能在台湾胜利的那天。

　　刘光典被敌人抓获之后，遭到了敌人的拷打，但无论是在监狱里面，还是在审判室，无论敌人是威逼利诱，还是百般折磨，他都始终没有透露出党组织的秘密。

　　刘光典这样的表现，让敌人十分恼火。为了抓到刘光典，花费了4年多的时间，最后也没有从铁骨铮铮的刘光典口中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敌人终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蒋介石亲自下令，判处了他死刑。

　　1959年2月4日凌晨5点多的监狱里，一个军人出现在了刘光典的面前，向他出示了死刑判决书:“刘光典，你的案件已经被批复执行，你要被执行枪决，你可有什么遗言？”

　　“没有！”刘光典缓缓地只说了这两个字，然后大义凛然地在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刘光典被捕之后，一直都坚守革命理想，根本不存在投敌情节，那么为何有人说他投敌了呢？

　　原来，在抓获刘光典之后，软硬兼施但都没有办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信息，于是敌人便对外散布谣言，说刘光典已经叛变，已经效忠了。敌人想用这种方式离间更多人，获得更加多党组织的信息。

　　1954年，在香港的党员知道了刘光典“投敌”的消息之后，最开始还不相信，但当派出的假“刘光典”出现在了香港街头，而且还公开发表“言论”。大家只得认为“刘光典”已经叛变了。

　　从1954年开始，刘光典在大陆人的眼里就是“叛徒”，他也一直担着这个污名。直到1988年，两岸关系缓和，民间往来开始变得频繁，一位老特工重新再回到了大陆，并将一份绝密文件上交中央。

　　在这份绝密的文件当中，包含有1950年左右隐匿在台湾从事地下党组织活动党员同志名单，刘光典的名字就在其中，上面写着“刘光典，旅顺人”6个大字。

　　之后，党组织迅速对刘光典烈士与组织断联后的情况做了调查，后期不断有潜伏在台湾的党员返回大陆，综合大家带回来的信息，党组织对刘光典烈士做出了正式的认定：刘光典是隐蔽战线的好同志，值得永远怀念！

　　调查刘光典事迹的行动并未结束，随后几年的各类档案被不断解密，尤其是关于刘光典的资料被大量披露，最终，一位立体的、对革命忠贞不渝的党员的舍生取义的经历被更多人所知晓。

　　刘光典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对革命的忠贞，表达了人的信念，可以让我们永久铭记。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